纵观历史发展的脉络，那些如星辰般兀自闪烁的“隐士”，他们可能是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甚至曾经是领导者，革命家，军事家，谈判家，帝王将相。

出世时，他们就如同太阳一般的恒星，这股力量是直面而来的，跟随他们或许不用担心迷失信念和方向，他们此时的影响力是向外辐射的。

“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

归隐后，他们就像黑洞一样，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它”的广度和深度，但当你往里面瞧，却觉得深空地不可思议。太阳让你觉得热的想逃，黑洞则让你浑身上下都冷地颤栗，他们此时的影响力来自于自我意识深处的回声。

“做人要能抬头，更要能低头。一仰一俯之间，不仅是一个姿势，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品质。”

〔回声深处，沧海遗珠〕——短短12年就把王国带入极盛，却任性“归隐”的女王。

沧海桑田，世界上许多国家如今默默无闻，其祖上却是家大业大，瑞典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曾经的欧洲北方联盟霸主，瑞典的势力范围一度囊括了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地区，甚至连俄国、波兰和德国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都归其所有。而一手将这个国家推上极盛的几位统治者中有个十分特殊的存在，她便是克里斯蒂娜·奥古斯塔国王。

“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克里斯蒂娜”一听就是个女人名字，为什么不称她为“女王”却偏偏要叫“国王”呢？这得从她出生时说起：

克里斯蒂娜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北方雄狮”、瑞典历史上唯一的大帝——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他在疆场上几乎无人能敌，带着瑞典走向繁荣强盛。他的夫人玛利亚·埃莉奥拉王后想要生个儿子好继承丈夫的事业，然而却连着生了两个女儿，还都夭折了。当第三个女儿，也就是克里斯蒂娜诞生之时，人们充满了期待，文献上也记载了一些奇闻怪事，如“天有异象”等等。

克里斯蒂娜诞生时，几乎全身被羊膜包裹，还有着浓密的毛发和沙哑的哭声。所有人都以为她是男孩，纷纷祝贺王后如愿得子。尴尬的是，验明正身后却是个女孩。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埃莉奥拉王后对女儿十分冷漠，古斯塔夫二世却仍对克里斯蒂娜疼爱有加，把她当王位继承人（王子）来培养。

=====小插叙=====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带有个奇怪的传统：他们会把婴儿出生时身上的羊膜称为“胜利外衣”，因此，虽然克里斯蒂娜并非男孩，瑞典民众也把她视为一个好兆头；国王则更加乐观，他说小女儿一出生就成功地捉弄了大家，这个姑娘以后肯定会很聪明的。

=====休止符 =====

1632年11月16日，三十年战争中的吕岑战役爆发。此役之前，古斯塔夫二世很郑重地吩咐：如果他战死疆场，就让克里斯蒂娜继位。在这场战役中，他与一生之敌阿尔布莱希特·冯·华伦斯坦展开了势均力敌、令人窒息的对阵，最终，古斯塔夫二世拼尽全力让反哈布斯堡同盟获得了胜利，自己却不幸战死沙场。

“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

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确实是很聪明，据说她精通欧洲几乎所有语言：1633年3月15日，6岁的她以国王的身份接待俄国使团，展现出的成熟与魅力令人惊叹；1645年，法国大使皮埃尔·赫克托·沙纽在觐见国王时惊叹：“她简直就像是出生在卢浮宫里的法国人一样”；1653年，宫廷医生奥托·斯伯林也为国王的意大利语水平感到震惊，他曾在意大利生活了4年，但女王的意语说得却比本地人听起来更正宗。

此外，克里斯蒂娜的马术、剑术和射击都十分精湛，文献记载，这位国王对一切都有着十分浓重的好奇心，无论接触什么都要仔细研究一番，她甚至研究过伊斯兰教。

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娜一早就摸透了险恶的政治场。据记载，克里斯蒂娜在16岁时曾于枢密院当众与首辅大臣阿克萨展开辩论，在老辣的对手面前，她丝毫不落下风，新王的成熟稳重与博学引得众人惊叹。

然而，这位年轻的国王在那会儿所面对的显然是一个烂摊子。在宫廷里，瑞典近年来接连的战争造就了一大批勋贵，王室只能用财富和封地来维持他们对国王的效忠。克里斯蒂娜当上国王不久，便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十余年前，大小贵族的封地加起来也仅占到王国总领土的20%左右，然而在父亲的赏赐之下，截止1633年，贵族掌握的土地已经占据了王国总领土的70%以上。而在她统治瑞典的10年里，贵族数量又翻了一番（仰望星空，无奈叹息）。

“给自己一个方向，不求地老天荒；给自己一个信仰，不必一路慌张。心安神定，由弱而强。”

克里斯蒂娜虽是位善良的统治者，但她的政治手腕却十分强硬。作为古斯塔夫二世的密友、前任国王钦点的内阁首相，奥克森谢纳伯爵主张将三十年战争进行到底。而为了促成自己的和平意愿，克里斯蒂娜刚继位不久，便通过一系列操作获得了成功：

克里斯蒂娜在位期间，瑞典国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打着“和平”的旗号，分别从丹麦、挪威等国“讨论”走了大片领土，瑞典王国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以海洋贸易而著称的“海上马车夫”荷兰，被瑞典用贸易的方式“驯服”的唯唯诺诺，仅靠武器贩卖一项，其中的利润就令荷兰人欲罢不能；她还用外交手段搞定了仇敌丹麦，与近邻交好，保证了瑞典周边政治环境的稳定；瑞典还同法国建立了稳固的同盟，至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也是“服服帖帖”……

“愿衣襟带花，岁月风平。”

另外，作为统治者的克里斯蒂娜又十分理性和豁达：尊重人们的信仰自由，作为路德宗领袖的她在早年偷偷改信了天主教；她把斯德哥尔摩打造成当代的雅典，因此鼓励治学，尊师重教，大兴土木建立学院、图书馆等，邀请各路著名学者前往瑞典；她喜欢戏剧，还亲自出演过许多角色，因此十分推崇文化艺术事业。在克里斯蒂娜的统治之下，瑞典的文化也呈现了空前的繁荣，她因此被称作“北方的弥涅尔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战争、记忆女神和月神）”。

克里斯蒂娜通常并不怎么注重外表，她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早上4点多就要爬起来学习，不洗脸也不梳头，甚至干脆穿男装。然而，这些都无法遮盖这位国王的盛世美颜，数不清的欧洲贵族曾向她求婚，不过，克里斯蒂娜早在1649年初就宣布自己没有结婚的打算，也无意生养子嗣，还把自己的表哥立为王位继承人。

“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其实，治理国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克里斯蒂娜却轻描淡写地把它完成得游刃有余。在她治内，瑞典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极盛时期，截止1700年的大北方战争开始前，瑞典在整个北方都是说一不二的霸主。而就在事业巅峰之时，克里斯蒂娜却萌生了退意。1654年6月5日，她把王位让给了表哥卡尔·古斯塔夫。

通常，一位欧洲国王会佩戴许多象征王权的饰物和标记，而当其退位时，将会有人将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摘下，最终除去王冠。

在退位仪式当天，克里斯蒂娜穿着普通的白色绸缎长袍，负责摘去王冠的佩尔·布拉赫不忍动手，克里斯蒂娜干脆自摘王冠，递给一旁的表哥。

布拉赫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她居然在上帝允许之前就放弃了君王的职责……在那个时刻，她美丽得如同天使。”而文献对那个场面的描述令人十分感叹：“在场之人，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大家都哭成一团，无人不为这位善良而精干的女王感到惋惜。”

“永远不要放弃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怀着伟大梦想的人总比接受所有现实的人强大。”

实际上，时年仅28岁的克里斯蒂娜在欧洲舞台上的戏份远没有结束。在卸任瑞典国王后，她如愿前往罗马，并在那儿成为了教廷的Super VIP。当克里斯蒂娜抵达时，有6000余人前往迎接，场面之大丝毫不逊色于她当女王时。“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克里斯蒂娜笃信天主教，但她也声称自己是“有选择的信仰”而非愚忠。1656年夏，她还被推举为那不勒斯女王。

“人皆知有用之用，莫知无用之用。”

卸掉了国王的光环，克里斯蒂娜终于可以自由地追求她所钟爱的艺术、自然科学，了解她所好奇的文艺复兴而不必忍受旁人指责，她的余生过得随性、潇洒而精彩。对大多数理想的追求，她也虔诚地坚持了一生。相比之下，当国王这件事，在她的生命中反而显得有些云淡风轻，对她而言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江山风月，人间烟火，闲者，便是主人。”

类似的帝王例子，还有著名的历史人物，马可·奥勒留——古罗马皇帝之一，他明明比谁都洞晓人心，却比谁都厌恶权利斗争；明明厌恶战争，却一生戎马，屡战屡胜。他越是了解政治和人性，越想避而远之……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

※所谓隐士，是天下之才，而忘天下（一）

隐士在中国历史上，如名将，如侠客，是个大俗词，却几乎百年方得一现。

士是风流，是风骨，隐是不争，是不见。无风不起浪，欲辨已忘言。是死于山火的介子推，是鼓盆而歌的庄子，是骑牛出关的老子，是左右互搏的伯通。

美人之气韵，在于美而不自知。隐士之风骨，在于贤而不用贤。不用贤，是世道不容，其人不争。入了世，便是文丞相，是史尚书，是岳鹏举，是千古一诸葛。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楚辞·卜居》

鲁迅在《论『隐士』》中认为，从古至今，这世上有名姓的隐士，大多不过是打着隐士的幌子，或为出名，或为图利。毕竟，“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即使隐士如陶渊明，也还有奴子和略略一些生财之道。

“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

“这样的隐君子”，核心法在于“谋隐”，挂上了隐士的招牌，不管是隐而不得，还是郁郁不得志而隐，都无非是一个“谋”字。

先生认为这才是所谓“隐”的秘密。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

此话不假，若是真正的隐士，恐怕后人甚至都不能知晓其名讳。然而进一步想下去又觉得疑惑：

一是如何隐得？

隐于市还是隐于林？答案或许是二者皆可的。

二是何以算隐？

倘若一个人砍柴垂钓以度过一生而丝毫未展现任何才华，那一定不能算隐士的。

可见要挂上“隐士”的招牌，还须得有一些本事，不管是文学素养，还是治世之才，总要有过人之处才好。

这两个问题姑且是囫囵回答了。

这样捋下去，假使有一个人，他有治世之才却因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归隐，那他的“治世之才”又如何能为人所知呢？毕竟这“治世”一词，还得包含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才称得上“之才”。

那假如他曾经出世治世，显示出惊人的治世之才，那便违背了“声闻不彰，息影山林”这一特点了。

那么我们暂时撇除治世之才，来论一论文学素养。

假使有一个人，他有满腹才华却不屑或不愿展示于众，于是归隐于世吟诗作赋，留下惊为天人的作品。

这矛盾又来了，世上伟大的作品无一不是以复杂的时代和多舛的命途相关的，若一个人真的一生归隐，是否真的能留下惊为天人的作品，还要在他百年之后才能为世人所发现所赞颂，这一点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人生像杯浓酒，不经三番五次的提炼，就不会这样可口。”

既然论到这里，矛盾已经抽丝剥茧地展示开了，看来真正做到不为人知而又有满腹才华的人，这世上怕是少之又少（却也不能说没有，只是我读书甚少还不曾听过）。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隐士的“隐”，其实是一个动词。一个拥有文学才华或是治世之才的人，须得先入世，展示了他的过人之才，而后可能是受到了社会的毒打，也可能是自己看不惯这世界的某某现象，而选择“隐”，这才体现出“隐”的意义。又或者是先隐后入，反之亦然。

隐与入，实在是无法割离来看的。

这样的话，岂不是推翻了前面“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的立论了？

既然如此，那些“有名姓的隐士”，深谙“噉饭之道”的隐士，又有什么好让人诟病的呢？

以上是鲁迅先生的论断。

小编窃以为，隐应该是不显，就是很小范围内大家知道他有某种本事，但是大范围内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存在”。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楚辞·九章·涉江》

如果隐士是那种住山洞，不食人间烟火，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基本是没有的。

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总有一些把事情做得很精致，而世界却不认识他们的人。

举个例子，屠呦呦先生在研究出青蒿素的高浓度药剂前，谁知道她？谁了解她？谁知道她在做那么一个实验？只有业界少部分人知道吧？这就叫隐。

“在过程中打败自己，在结果上打败别人。”（致敬屠呦呦院士）

※所谓隐士，是天下之才，而忘天下（二）

中国古代出仕的人比较多，也比较推崇出仕，但也有一些文人雅士开始了隐居生活。但是不管其是不是真心归隐，或者为了博得名气，或者真心归隐，都是隐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传席先生划分了十种类型。

【一】完全归隐

归于此类的隐士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他们与为仕而隐完全没有干系，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甚至朝廷派人来多次延请，他们也拒不出仕，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

“世界喧闹无比，而我独自安静。”

【二】仕而后隐

这种类型的隐士在中国古代很多，当过官，因为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其隐逸的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但陈传席认为在陶渊明归隐之后就变成“真隐”了。

“山中入眠，枕的是月，盖的是漫天星辰。”

【三】半仕半隐

此类人先是做官，但后来不愿做了，但辞官又无保于生计，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过着实际的隐居生活，虽然不具有隐士的名分，但却有隐逸思想，如唐之王维。

【四】忽仕忽隐

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陈传席先生评价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并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五】隐于庙堂

这类隐士，虽然做官，但不执着于政事，陈传席评价之为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对国家危害最大。

“或偷合而苟进兮，或隐居而深藏。”——《楚辞？惜誓》

【六】似隐实假

如明代隐士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

【七】名隐实官

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智慧不会感到孤独，因为它甚至能和最异己的东西结合。”

【八】以隐求仕

通过隐逸来博得名声引起朝廷的关注，然后出仕，即所谓的“终南捷径”。如唐代的卢藏用在考中进士后，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对友人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

【九】无奈而隐

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十】真隐而仕

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是诸葛亮。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那些所谓的隐士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是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历朝历代的隐士们。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体是隐士。自古以来，不仅隐士人员众多，而且对于隐士的称谓也纷纭复杂。参照《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的统计，自尧舜时代一直到民国期间，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而其中事迹历历可考者也数以千计，其名称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之多。以上这些名称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是隐士，所以隐士的称呼最为流行。

“孤独，是忧愁的伴侣，也是精神活动的密友。”

隐，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周易》里说：“天地闭，贤人隐。”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

《周易》中的《遁卦》《明夷卦》都与隐逸的传统有关。高人们、贤人们在天下黑暗、小人当道的时代，不会选择以暴易暴，而是高蹈远引，离开是非中心，保全个体的生命和精神自由。

“学会忘记是生活的技术，学会微笑是生活的艺术。”

纵观中国古代几次隐居浪潮：“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每逢乱世或改朝换代，隐士就很多。《二十四史》之首——《史记》中，就记载了不少隐士，其中几位还对中国历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先秦时期的隐士】

尧帝时期的许由，当尧帝想要把天下给许由时，许由感到这是对他的一种羞辱，便到河边去洗耳朵，隐居山林。他的好友巢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本来牵着牛到河边饮水，随即牵牛往上游去。窥斑见豹，小编真的怀疑，展现出这种极端行为的许由，是否能担负治理天下的重任？

这其实与圣贤的处事方式并不相符，何况，当时的世道并非昏暗不堪。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请宁静且欢快地承受人生，英勇地大胆地，而且永远地浅笑着。”

夏朝的卞随、务光，司马迁只是一笔带过。

之后就是司马光极力推崇的伯夷、叔齐，而且把《伯夷列传》放到列传的第一篇。

伯夷叔齐兄弟故事的“道听途说”版：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父亲想立叔齐为国君，等父亲死后，叔齐因为是弟弟，就想把君位让给哥哥伯夷，伯夷不愿违背父命，所以死活不答应叔齐的请求，便逃走了。叔齐觉得应该是哥哥继位，也跟着逃跑了。两兄弟后来相遇，听说西伯侯姬昌贤德，就一起去投奔。去了才知姬昌已死，其子武王正载着他的灵牌发兵去讨伐商纣王。二人便拉住武王的马劝谏阻止说，父亲刚死就发动战争是不孝；作为臣子去杀害君主是不仁。差点被武王身边的人杀掉，因姜子牙说他俩是有节义之人才保住性命，二人得以离开并隐居起来。周朝建立后，兄弟二人认为商朝已亡，吃周粮是一种耻辱，便隐居在首阳山上以采食野薇充饥，最后饿死在山上。

“仁义之端，是非之途。”

伯夷叔齐二人口口声声的孝与仁，在他俩身上是怎么体现的呢？叔齐不遵守父命，私自让位其兄，又弃位逃跑，是不是不孝不忠？俩兄弟弃国而逃，丢下政事不管，丢下百姓不问，是不是不仁不义？为了坚守他们认为的仁义，不吃周粮，以至饿死。认知上偏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怎能同有智慧的圣贤者相提并论？商纣荒淫无道，残杀忠良，商朝定数已尽，文王武王顺应民心，起兵征伐，取而代之，也是历史的必然。伯夷叔齐既然称贤能之士，起码对道义是有明晰界线的，而他们捍卫的道义又是那样的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在无外力所迫，又未遭受羞辱的情况下，绝食而死，这……真不知是不是有性格缺陷？

“或有修行德义，隐藏深山，而君不照知也。”

晋皇甫谧著《高士传》记载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从帝尧时期开始讲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几位隐士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隐士是春秋时期的老子。与此相一致，最早关于“隐居”的说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论语·季氏》引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其中“隐居”一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差不多。因此，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说，最早提出“隐居”一词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这一说法。

《论语》中提到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蓧杖人、晨门、荷蒉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隐士。从《论语》记载来看，他们都具有很高的人生与政治智慧，但他们不出来做官，也不想拯救社会，而是选择了与孔子完全不同的隐修道路。他们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而孔子也认为自己与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若用《论语》中的话加以区分的话，孔子是“辟人之士”，而他们则是“辟世之士”。

“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虽然孔子与这些隐士在人生态度与政治观点上很不同，但孔子知道他们都是很有文化、修养、和智慧的人，所以对他们很尊重，并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请教，且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儒家经典中有不少的语句，明显是受到了隐士思想的影响，比如，《论语》中就有：“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公冶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等等，以上都是孔子的话，可以用“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句来代表，这是孔子的人生态度与政治智慧，其中“无道则隐”一点显然是来自于隐士思想。后来，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之类的话。

《论语》中提到的这些隐士，与孔子都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但思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他们与孔子属于不同的学派。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是他在战国时期最主要的继承者之一，他们都是儒家人物。而这些隐士则是早期的道家人物，他们跟老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方式。隐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隐士，比如，老子、庄子、列子、河上丈人等等，都是一些有著作传世的隐士。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并不被我们所知道的道家隐士，他们隐的更深、更纯，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最早提到“隐士”这一术语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荀子·正论》中说：“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荀子在称赞像尧舜那样的圣君时提到了“隐士”一词，“天下无隐士”的意思，就是说做到了“人尽其才”“人尽其能”，天下没有了怀才不遇的人。按照荀子的说法，一个社会中，若隐士多了，那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隐士多，则怀才不遇的人就多，这说明贤能的人没有得到重用。虽然原因很复杂，但无非有两种情况：或是因为统治者没有“伯乐之才”“识贤之能”，或是因为统治者昏庸无道，识贤而不能用贤……总之，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社会有了问题。

【汉代的隐士】

时间到了秦汉。秦朝末年的黄石公据传拥有鬼神之能，传授张良《太公兵法》，临别时告嘱张良，得到天下之后再回来找他；张良潜心学习兵法后，帮助刘邦一统天下，建立汉朝，被后世称为“谋圣”……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著名的隐士商山四皓。刘邦登基为帝后，想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吕后求助于张良，从其建议，请来商山四皓，刘邦见太子有如此贤人辅佐，打消了废太子的主意。

还有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他开创了一个独特的隐居类型——朝隐，可谓是大隐隐于朝，也是后人心目中著名的隐士。

到了东汉，隐逸之风大盛，史书上记载的著名隐士有严子陵、梁鸿、郑玄……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都是当时的一代大儒，他们隐居的原因，是要专心治学。

“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

【三国】

《三国演义》里最鲜为人知的隐士是谁？

有迹可查的有三位: 童渊、司马徽、庞德公。

第一位隐士：“枪法大师”童渊。他是赵云的师傅，被称为“世外高人”。相传他年轻时常在边境地区游历，主要帮助边关将士击杀匈奴等异族。曾经在西北抵御匈奴时一个人击退了整支匈奴军的进攻，然后也在这里收下了大弟子张绣。

张绣在他门下学习6年，出师之后当即在西凉军中任职，被称为“北地枪王”，群雄割据时，曾把曹操杀得片甲不留，曹操的长子曹昂和爱将典韦都死在他手上。

后来，童渊在扶风停留时，又收下了二弟子张任，张任同样修行了6年时间，出师后被刘璋请到蜀中任职，凭本领成为蜀中第一大将，就边军师庞统就是死于张任之手。

再后来，童渊游历到河北，在常山遇到了年幼的赵云，他对天赋极高的赵云极为看重，收为关门弟子，并将毕生所学悉数传授。赵云同样修行了6年，出师后便击败河北第一猛将文丑；还在长板坡几十万曹军中如入无人之境。

刘备曾托赵云邀请童渊下山辅佐，被童渊拒绝，最后终老于山林。

第二位隐士：“水镜先生”司马徽。他从小以神童著称，加之勤学苦练，长大后成为一代“博士”。朝廷昏暗，为避祸，他在荆州开设学院，培育英才。其得意门生数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有诸葛亮、庞统、徐庶、崔州平这“四剑客”。刘备同样想招揽他，但司马徽以喜欢培养人才为由，拒绝了刘备的好意。

“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第三位隐士：“法师”庞德公。史书对庞德公的记载不多，相传他学术精深，颇懂文韬武略，同时，又是一个豪爽大气之人，因此，在荆州文化圈内声望颇高。而庞德公本人是一个淡泊名利和颇懂“法术”的人，相传当年刘表想请庞德公出山辅助，被他婉拒了，刘表一怒之下派人火烧庞德公住所，逼他就范。结果庞德公竟然没死，只是躺在床上吐出了口中含的七粒大米，其“法术”之高令人惊叹。

庞德公和诸葛亮有着亲戚关系（庞德公的儿子是诸葛亮的亲姐夫），他很赏识诸葛亮的为人，将自身所学倾囊相授，他们既有师徒关系，又有忘年交关系。

相传，诸葛亮病倒在五丈原时，为续命，使出了独门绝技——七星灯即“七星续命之术”（庞德公的真传）。结果在魏延的干扰下，七星灯续命功亏一篑，诸葛亮感叹天意如此时，还说了5个字：庞德公救我。

“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

另外，《三国演义》中还有广为人知的三类隐士。

第一类是先隐后仕型，以隐为仕积累人望。这一类隐士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诸葛亮、庞统、徐庶。

诸葛亮学得一身经天纬地的本领，平时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前辈水镜先生则认为诸葛亮的本事在管仲、乐毅之上，简直可比姜子牙、张良。前两人能够在战国乱世保持一方的安宁，后两人辅助明主开辟一个新的时代，都是兼济天下的政治人物。张良在汉朝成立后，就退出历史舞台，从赤松子游，那是功成身退的明智之举，此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还有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的范蠡等“游走于世”的隐士。

从《隆中对》来看，他对于局势的战略判断在当时也“无人能出其右”，从出山后的表现来看，在隆中隐居期间他确实学了不少军事、民政方面的管理知识。而且，诸葛亮的厉害之处还在于，他能直接把知识转变为能力，一出山就几次打败曹操大军。

像诸葛亮这样的人，隐居不过是为了充实自己，淡泊是为了明志，这个志是“澄清天下之志”。其隐的过程也是高尚其志的过程，正因为有了长时期的隐，所以在他身上没有特别强烈的权力欲。诸葛亮出山时就想到了功成身退，他对同样隐居的弟弟诸葛均说：“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吾功成之后，即当归隐。”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从军师做到丞相、益州牧，但他为官清廉，不事田产，确实常常想到功成身退。

“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信仰什么？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继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第二类是纯粹隐居型。这一类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以司马徽为核心的荆、襄隐士们，成员有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三国时的荆州、襄阳一带，比起战乱频仍的北方，相对比较和平，此地有山有水，自然环境清幽，适合隐士们交游、生活，而司马徽正是这群隐士的领袖。此人在历史上有“好好先生”之称，就是说如果有人问某人某事好坏，他都皆说“好”。其实，司马徽对一些小事不置可否正说明他关心的是“大事”。徐庶是他指点投奔了刘备的，诸葛亮、庞统也是他鼎力推荐的。

“至少要聪明到能大致识别谁比你更聪明。”

他在推荐诸葛亮、庞统时，态度坚决，语气肯定。他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卧龙、凤雏。”刘备问：是谁？他说：“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人都是诸葛亮的好朋友，这些人形象不俗，见解高超，常有惊人之语，或唱一些壮怀激烈的歌，他们身上有一种自然、宁静而又高雅的气质，刘备三顾茅庐时先后与他们不期而遇，邀他们出山时，却遭拒绝：“我们都是山野慵懒之徒，不懂得国家大事。”

第三类是洁身自好型。这一类的代表有孟节、管宁。孟节是孟获的哥哥，不满于弟弟的胡作非为，筑草庵于山谷深处清溪之旁，草庵后有甘泉，足不出溪有10多年。诸葛亮手下军士在南征时误饮哑泉之水，孟节用甘泉水和薤叶芸香帮助大军解毒。诸葛亮表示要上奏天子，立他为南蛮之王。孟节回答：“我正是为了逃避功名才隐居在这里，怎么会贪图富贵呢？”诸葛亮送金银财宝，也遭到了他的拒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

魏晋南北朝，无论朝堂还是江湖，均是动荡纷纷，隐居的士人们更多了，但很多人受不了真正隐居的艰苦，就学着东方朔的路子“朝隐”了，这样既有山林之雅，又能纵情红尘，可谓一举两得。最有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东晋宰相谢安，在进入庙堂之前，也隐居了好长一段时光。

其中，还有名留青史、广为人知的陶渊明，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想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几度为官，几度辞官，最后干脆挂冠而去，隐居山林，过着清贫飘逸的生活，无怨无悔。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

【唐朝的隐士】

大唐蒸蒸日上的国势，让诸多读书人纷纷为之效命，加之科举制度加快了社会流动，但还有一些人通过“唐朝的正规途径”无法求官，于是，就寻求一种特殊的方式——隐居，来求得共鸣。

成语“终南捷径”的发生时期，就是唐代。唐代卢藏用想入朝做官，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借此声闻于朝，终于达到了做官的目的。后人纷纷学他，李白也曾梦想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成为帝王之佐，将相之才，他效仿卢藏用隐居终南山，以提高自己的名声, 有诗为证：“身骑白鼋不敢度，金高南山买君顾”。

到了中唐，大唐帝国经历安史之乱，走上了下坡路，政治上也不复以前的清明，白居易开创了一种新的隐居形式，叫“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宋代隐士】

到了宋代，隐逸的方式较之前代，心隐、中隐的更多了。

来一场避让热闹、自我沉静的心灵瑜伽......

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但，在朝为官的毕竟是少数，更多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渗透到民间，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甚至通过祭祀以及仪式中的戏曲、说唱，将知识、思想与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

同时，这些士人也是文化旗手，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整体精神追求中，其“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得到提升，风雅成为一时之风。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

在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下，宋代的儒学思想家们挖掘出了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并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使儒学理论更加平易近人，真正深入到日常事务和私人生活。“理学”或称“道学”就是两宋时期孔孟思想的第二次发展。

理学又名新儒学，宋代理学精神重视心性、注重理性、注重儒教，是比原始儒家孔孟研究更为宽广的心性之学。“观物理以察己”这句话就是程颐提出的。在宋代理学家这里，“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的古名句已演变为学问的终极目标：“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

在谢赫的《古画品录》中，赋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之极品人物陆探微的誉辞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

张载亦有“穷理尽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既穷物理，又尽人性，然后能至于命，命则又就己而言之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危害身体，捐弃生命）以殉物（牺牲于外物），岂不悲哉”——庄周主张“物物而不物于物”（驾驭外物而不被外物驾驭）。

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比较强调“格物致知”的学问家，他的这种倾向，甚至还引来陆九渊等的批评。但，对于这种格物癖好，从理学的角度，朱熹是有自省的：“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陆九渊）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时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宋人的“理”学，“性之在物之谓理”：把人之性与天之道融为一体而出以“理”。

除中隐、心隐外，若想探寻一个真正的“标准意义”上的流传后世的宋朝隐士，那就是林和靖。林和靖生前并不叫“林和靖”，他叫林逋，字君复，留下了众所周知的典故“梅妻鹤子”。

林逋从小学习很用功，但并不死记硬背。家里比较穷，吃不饱穿不好，但他表现得安然自若。长大后，林逋并没有积极争取功名利禄，而是背上行囊，在江淮地区旅游。

在外游历多年后，他来到西湖边的孤山上隐居。（“孤山”，当时也就是西湖中的一个大土坡而已。）踏踏实实地过田园生活，“二十年足不及城市”。

林逋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以大家称之为“梅妻鹤子”。

林逋有多爱梅花呢？

他不仅亲手种植，还多次写诗夸梅花，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是最经典的咏梅诗句之一。据说，林逋“种梅三百六十余树，花既可观，亦可实售。每售梅实一树，以供一日之需”。

林逋除了喜欢梅鹤之外，作诗和书法方面也很有才华，个人风格显著。但他有个习惯，写完一首诗，就随手丢弃。别人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录下来留给后世。林逋回答：“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简单来说就是：老子不想出名。有好事者偷偷记下林逋写的诗词，所以，他的作品有三百多篇流传下来。

林逋一生未婚，也不肯当官，他觉得大限要到时，就在房子旁弄好了自己的墓。去世前，林逋写下一首诗作为遗书：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头秋色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意为：要是哪天皇帝要搜集我的遗稿，我应该庆幸自己从来没写过什么谈封禅的书。）虽然林逋写了这种诗，但他61岁去世后，地方官上报给宋仁宗，仁宗还是表达了哀悼，赐谥号“和靖”。所以后世称他为“和靖先生”。

【元代隐士】

元朝统一了中国以后，宋朝所代表的“近代化早春”就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回潮。元代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不太友好，因此隐居的极多，但如之前朝代那样有名的极少，也许是隐的“太深”。

还有一种南怀瑾所称道的半隐士，虽与政治有干系，但秉持的却不是沽名钓誉之心，而是经世济民之情。比如元朝的刘秉忠。

紫禁城设计师，众所周知是黑衣宰相姚广孝，而如果细追起来，以北京作为都城的奠基者，还要向前追溯到元大都时期，当时定都人为刘秉忠。

刘秉忠与姚广孝，除了都主张建都北京，另外一个相似点就是，二人都是以禅师身份参与。所以，北京城的整体规划，先后由元代的子聪禅师（刘秉忠）和道衍禅师（姚广孝）设计、主持建设和完善的。

元大都主设计师—刘秉忠，字仲晦，初名刘侃，因信佛教改名子聪，任官后而名秉忠。

元世祖即位之前，海云禅师奉召，路过云中时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邀与同行。刘秉忠拜见元世祖后，元世祖甚为称赞，多次垂询。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雍《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元世祖甚是宠爱，留其身边供职。

元宪宗三年（1253年）、元宪宗四年（1254年）和元宪宗九年（1259年），刘秉忠随元世祖两次征伐大理和伐宋时，力劝元世祖勿滥杀，所以每克一城都没有妄戮一人，所至人民全活者不可胜计。

中统元年（1260年），元世祖即位，采纳刘秉忠的建议，下诏建元纪年，设立中书省和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隐士都被录用。刘秉忠虽居于皇帝左右，但仍着旧服，当时人称他为“聪书记”。

至元三年（1266年），刘秉忠又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在刘秉忠和张柔、段桢等主持下，进展很快。

“世界很小，请带着梦想一起奔跑；世界很大，请带着坚持努力成长。每一个努力过的脚印都是相连的，它一步一步带你到达远方。”

刘秉忠还主持了元朝首都大都和陪都上都的营建。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八月，刘秉忠忽然无病而逝，享年五十九岁。

刘秉忠与姚广孝，皆是以佛教身份出现的道家谋士，不争而争，以非兵而取天下，不受皇权忌惮、不睦名利官爵，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功成身退，相似之处颇多，细细探寻，引人遐思。

【明代隐士】

因政治环境影响，元、明、清的隐士几乎都是诗人、画家（隐于诗画），让隐逸文化在失去对政治社会的积极作用后，还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隐士这一群体的存在，是对君王的拒绝和冒犯，因此他写了一篇文章《严光论》，在文章中，朱元璋说“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于严光。”强调国家初创，需要人才之际，有些读书人就是享受自乐，使得盗贼横行。因此，明太祖取消对隐士的优待，征辟，而隐士不从者，枭首示众。面对这种压力，明代的文人士大夫噤若寒蝉。也因此，明代的隐士，在元代隐士的影响下，也将艺术作为精神的寄托。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明代的“士”，他们在政治高压而处于一种无力感之下，逐步将“治天下”的理想下沉，由寄托于上层统治者到影响普通民众，因此，他们在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这一方面显露出他们的特有精神。

比如沈周的“隐”，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士大夫。

对沈周而言，生活是时刻展开的行为和生命体验，他安于乐于自己的“隐居”生活，并不像明代很多“隐士文人”那般包含些许无奈与抑郁不得志，逃避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艺术天地当中。

沈周的高祖父于元末时已经建立并奠定了家业。此外，沈周的先人自明初起，担任地方的粮长，沈周的祖父、父亲及伯叔都过着有如隐退文人一般的生活，他们款待文人雅士，定期互相拜访，作诗填词，潜心书艺，以收藏、绘画为乐。

沈周也不例外，他博览群书且能诗能文。其传记记载，沈周在父亲过世后，即以奉养寡母为由，而放弃了仕途。有人怀疑他很早就决定以绘画为职志，而奉养寡母只是借口而已。之后，虽然官府不断尝试说服，甚至强迫他入仕，但沈周仍以孝养母亲为由婉拒；由于沈母年近百岁方才过世，沈周拜先妣之赐，乃能遂己之心愿，“隐逸”以终，且博得孝名。

苏州接连三任的郡守都曾征召沈周参与幕僚，但都无功而退。第一次被征召时，沈周曾依易经卜卦，结果卦象为凶（有推脱之嫌）。

孟子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人从政仿佛是天然属性，也是追求的最高理想。而沈周却脱离了传统的士人价值，游离于政治圈之外，即使读书，以修身为首要目的而非入仕。

沈周的这种处世态度，在以出仕为文人最高人生价值的古代封建社会中十分另类。正是摆脱当时主流价值观的态度，使得沈周能够以一个单纯的“人”的身份审视这个世界，审视自身，某种程度上来说，沈周是抽离于时代的人。

沈周的隐居生活从不包含一种逃避，事实上，在当时的吴中地区，如沈周这般接受过良好教育但无意出仕的“平民文人”并不少见，他们主动摆脱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关注的焦点由国家转为自我的生活。这种从公到私的转变，站在国家角度上来说，似乎是一种“倒退”，但也可以看作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清代】

这一时期，准确来说是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隐居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的态度，是朝代变迁的产物，他们是不得已而隐。

清朝末年，民间曾出现一个女子，引得千万男儿为她写情书，却无人真正见过她的容颜。有人说，她是天上仙女，不可被世人窥探；也有人说，她是隐士，不喜与人交流。百年之后，史学家经过考证却宣称，所谓才女，应当是男儿身。

一篇文章，引发好奇。

1904年到1905年间，在当时的东北地区，有一场日俄两国对中国领土的争夺战，却少有人知，这是一场由清廷引起的战争。

此前，日本在海上消灭清军大量军队，目标直指东北，于是清廷便在此时引入俄国，希望“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办法虽有一定效果，却也引发了民众的积怨：身为泱泱大国，不敢直面弹丸小国的侵略，居然要靠俄国的攻击保命。如此“丧权辱国”，文人纷纷写文章讨伐，此时，一位叫小璜的女作者出现了。

她在《女子世界》中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的文章。《女子世界》是我国的第一部女性杂志，在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这样一本具有女性色彩的杂志本就引人注目。在小璜的文章中，女侠客红线、聂隐娘虽为女子之身，却能在乱世中挺身而出，救国救民。女子尚且有此觉悟，当时的清廷，却为了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将俄国引入东北。何等讽刺！何等屈辱！

文章一经发表，人们纷纷对小璜产生了好奇。这该是怎样一个有才情、有胆识的女子？

两篇文章，万千书信

不久之后，小璜又发表了第二篇文章——《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梁红玉依旧是一位救国救民的女子，她面对民族危亡，与侵略者战到最后一刻。两篇文章接连发表，虽不曾涉及当时的政治，却字字都充满了讽刺意味。

对清廷行径不满之人很多，敢于发声的却很少。如今有了小璜，文人们受到鼓励，也开始讽刺不断。起初，清廷想要镇压，抓了一些带头的文人，谁料此举，激化了民怨，当局只能被迫放人。

而引起文人觉醒潮流的小璜，始终是个谜一样的存在。无人知道她的来历，无人知道她的长相。许多文人才子想要得知小璜的消息，纷纷前往杂志社“闹事”，最后都无疾而返。

就在这时，小璜发表了她的第三篇文章《哭陶亚魂》。这是一首写尽中国人无奈与悲哀的诗。诗中的国人，面对民族危亡，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奈至极。此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一封封书信，接连不断地挤到杂志社。据说，仅一天的时间，书信就已堆满一房间。然而，小璜始终不曾出现。

书信满天，销声匿迹

在万千书信袭来时，小璜却消失了。

此前，虽无人知道她的住所和长相，但好歹有定期文章发表，她依旧是那个活在《女子世界》里的才女。现如今，小璜也不再发表文章……仿佛她只活在人们的想象中。

人们的猜测还在继续……是仙女？是隐士？是大家小姐？但终究都无法验证。

百年之后，史学家再来研究这段历史时，他们发现，所谓“小璜”不过是一个笔名，它的主人叫做柳弃疾，是一位男子。当时，笔名并不流行，柳弃疾以笔名写作，已是罕见。身为男儿却以女子笔名写作，便更为少见。

史学家推测，大概是柳弃疾想要另辟蹊径，引起国人觉醒与思考。女子都有此觉悟，你辈男儿颜面何存？也有人认为，柳弃疾的做法，无非是想让自己出名，坐收名利。

但不管何种原因，柳弃疾的目的达到了，他以“小璜”的名字，引来了万千文人的关注，激起民怨，成功点醒一大帮有志之士（小编旁白：自古女子多奇志，不过是有些隐的太“高深莫测”不为人察觉罢了）。

【近、当代】

为“两弹一星”隐姓埋名的那几万名先辈。代表人物如鲜为人知的华夏绝世天才——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国士无双、大国重器、氢弹之父……这些词用在于敏院士身上，都不足以概括其波澜壮阔的人生，其贡献之卓越，成就之闪耀，已远远超出了普通科学家对国家的意义。

“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

可这样一个人，在民间却鲜为人知。

于敏院士之所以知名度这么低，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对他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因为于敏院士比较长寿，官方对他的公开报道比较晚。若不是2014年的国家最高科学奖颁奖，恐怕至今都默默无闻。

于敏院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世界级的绝世天才。

1951年，于敏研究生毕业，次年，美国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受到了美国核武器的严重威胁，毛主席下达了紧急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负责原子能相关工作的钱三强和彭桓武立马找到了于敏，不到4年，于敏的论文让我国的原子核研究上升到了全新的高度，他与杨立铭教授合著的《原子核理论讲义》是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专家朝永振一郎亲自跑到中国，点名要见于敏，当得知于敏（无留学背景）的研究完全从零开始时，朝永振一郎忍不住称赞道：于敏真是中国的“国产土专家 1 号”。

1961年，苏联引爆了氢弹“沙皇炸弹”，威力是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的3846倍，震惊了整个世界，而此时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正面临着北方强敌的严重威胁。看到原子弹和氢弹威力的天差地别，高层认为原子弹已不足以达到核威慑的效果，中国必须赶紧研发出威力更大的氢弹！

1961年的冬天，钱三强再次找到了于敏，请他从研究原子弹转为研究氢弹。但原子弹的原理是核裂变，氢弹的原理是核聚变，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于敏在原子核领域研究了十多年，但出于大局考虑，他很快就接受了这个调整。

然而，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他对氢弹的了解一片空白！他从一张白纸开始，拿着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依靠理论研究，举一反三的进行探索，终于，在1965年完成了氢弹的理论突破。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引爆了第一颗氢弹。

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爆炸，法国用了八年六个月，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六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一穷二白孤立无援的中国，竟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举世震惊，美国和苏联以为是己方资料泄露，对内部进行了大排查，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中国人完全自主研究出来的。

结论惊人，但事实胜于雄辩。在此之前，世界上只有一种氢弹构型，那就是“泰勒·乌拉姆”(T-U)构型，而于敏以一己之力，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那就是——“于敏构型”。以一人之力对抗了整个西方科学界。

“盖之如天，容之如地。”

这一颗氢弹的引爆到底有多重要？

1969年，中苏发生了“珍宝岛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勃列日涅夫叫嚣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但后来又强压怒火，不了了之。试问，若中国当时没有核武器，苏联会不会轻易放弃？

氢弹研发成功后，于敏并未停下脚步。

因为中国虽拥有了核武器，但实战性还有很大不足，要保证国家安全，还得继续研发更实用的中子弹和小型化核武器。

1977年，美国引爆第一颗中子弹（逼迫苏联进行裁军）。

1980年，法国引爆第一颗中子弹（扬言足以保卫西欧）。

不久，苏联也引爆了第一颗中子弹。

我国的国防压力骤升，于敏寝食难安，1986年，他去看望患了直肠癌的邓稼先，两人表示一定要让中国拥有足够的实战核武库。同年，邓稼先因病去世。

1988年，中国研制成功了中子弹。于敏又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

“谁在翻云覆雨掌控这天下，燃三界烽火当赏红莲炎华”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在国际社会呼吁全面禁核，限制其他国家的核发展。

紧急情况下，于敏带领团队，仅用46次核试验就研制成功了第二代小型核武器，赶在1996年7月30日中国政府宣布加入全面禁核试条约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29日，完成了最后的两次实验，而美国走完这个完整过程，用了1054次。

于敏院士，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五次领衔，带领中国实现核突破，让中国在核大门关闭前，拥有了足以平视美国的底气。这样的成就，用前无古人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中国古代隐士背后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原始文艺和原始宗教，本来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古代原始文艺和原始宗教这两者是同时形成，而且有着共同的认识根源，即对现实的主观幻想的认识。宗教思想大抵先影响哲学思想，然后再影响文艺思想，因此，中国古代作家受佛、道二教的影响颇深。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如陶渊明、江淹、孟浩然、王维、李白、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等都歇夏了大量的禅诗。

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也算是真隐士吧。

王维受佛家思想的影响很深，日日读经、礼佛，为此他的名字（名维，字摩洁）就取自《维摩法纪》，我们熟悉的五绝《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人”就是这样的禅诗。他（王维）到过深山密林，境界之空灵，声音色彩令人感受到恍惚微妙，就好像世界一切事物都不过是虚假的幻觉。为此，明人李梦阳在《空同子》中说：“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他的写景诗，字字入禅，寄寓着深刻的禅理，但这些深刻的禅理，融入诗中，却又是那样的平静悠远，生意盎然，让人们在大自然平静悠远的意境中，去体悟那宁静、悠远的禅意。另外，王维还与道光禅师为友；而我们熟知的王安石中年信佛，将家宅舍改为寺院；李贽干脆落发为僧；袁宏道则称讲禅除李贽外，自己天下无敌。从这些“大家”的经历及生平修行可见，中国古代，儒、佛、道三者是紧密结合的。

“傍（依傍）日月，挟（怀藏）宇宙，游乎尘垢（世俗）之外。”

鲁迅曾概括中国共有两种文学：一种是廊庙文学，一是山林文学。鉴于这种情况，儒家便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说法，在“穷”时，就找老庄的“清静无为”思想或佛教的“出世”思想作为精神的自我调剂；即使在“达”时，官场斗争激烈，不能时时占上风，于是从佛、道思想中找精神安慰，所以有“大隐隐于朝”的说法。也是所谓的“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故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藏身）而弗（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闭口不言）也，非藏其知而不发（去智不用）也”——中国的思想是留恋世俗，在世俗中隐逸，印度的思想是彻底超越世俗，遁入宗教。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同时，任何政治集团总要求文艺来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因此，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作者的“隐”与“不隐”也随政治的转变而转变。司马相如常常称病不朝，而暗地里却在写《封祥文》，以显示自己有帮忙的能力。隐士的“隐”与“不隐”，都随着政治的转变而转变，“隐”的目的不是“隐”，而是为了能更好地出世。因此，“隐”是一种手段而已，为了能更好的出世，这才是他们归隐的真正目的。然而，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一些以退为进的隐君子们才能假借归隐拾阶而上。而隐士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命运沉浮也都随着当时政治的变迁而转变，因此，作为文艺上功利主义群体的他们，都具有革命者的思想或具有先进的思想。

“鉴明则尘垢不止。”因躲避动乱、因求取安全、因官场失意、因不满现状等原因而归隐的，实际上是对社会放弃责任，寻求自我安逸的人生态度，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隐本身是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

老子、庄子、鬼谷子、陈抟这样的人，是真真正正的隐士，普通的失意文人隐士们，都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大境界。

真正的隐士，除了品行高洁，行事有度，能超然物外，不被功名利禄所累外，应该是心性怡然，行事有度，善于审时度势，也因此才声名远播而为人敬仰。有贤德之名不一定具备治国之才，但隐士即名士，他们也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巨大能量.

至于与天地一体，逍遥自在的庄子；辞官西行，骑青牛而去的李聃，更是隐士中的高人圣贤，其哲学思想，实为后世宝贵的精神遗产。还有那位用清水濯缨，浊水濯足去点拨开导屈原的渔父，不用说，也是一位随遇而安，淡然从容，逍遥自在，有着超凡智慧真隐士。“独（独自）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傲视鄙倪）于万物”。

“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

隐士，可以隐于山水之间，可以隐于庙堂之上，可以隐于田园之外。但因为隐士文化在华夏文化中占据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历朝历代对于隐士都有一种崇敬的心态。

“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是发现自己，因此人们需要不时孤独和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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