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隆的“哆啦A梦”，是成年人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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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隆

头戴哆啦A梦头盔，身穿画着《哆啦A梦》人物和向日葵背景，唯独留出一只蓝白相间的“神奇口袋”的村上隆形象，几乎让小朋友移不开眼——这是什么神奇的“物种”？

也难怪，哆啦A梦几乎是每一个70后到90后小朋友儿时的绝对回忆，以至于现在到了社会担当年纪的时候还偶尔梦想着突然哪一天能和“蓝胖子”成为朋友，也可以向它撒撒娇，然后让它从“万能口袋”里变出我们需要的任何东西。

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形象的动画角色当然也是村上隆的兴趣所在。

今天我们来聊聊村上隆和哆啦A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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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扁平化？

上世纪六十年代，村上隆生于日本，属于父辈和战争擦肩而过，而自己正在经历战后重建的一代。他们父母对他们的教育更趋于平和，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类似相机，电视机等能迅速接收世界最新信息和便于自我私密表达的工具。但是在更具备自我认识和自我表现的同时，他们的社会属性也趋于模糊。

在他们之后，有一批人发展成了村上隆口中的‘茧居族’或大众定义的‘宅男一族’，他们沉溺于漫画，电玩和卡通，生活和审美也都随之影响，巨大的社会压力使得他们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一种不用和社会有过多接触的更私密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促使村上隆在1996年的第二届亚太三年展上发表了 “super flat（超扁平）宣言（1996年第一次提出，2001年再次强调并将其完整论述）”。他认为“超扁平代表的是被压缩的平面，电脑工作环境、平面显示器或是在影像中的强力整合的资料”。并宣称，将来的社会、风俗、艺术、文化，都会像日本一样，变得极度平面……今天，日本电玩和卡通动画最能表现这种特质，而这些又在世界文化中具有强大的力量。

看似吹牛的说法并非村上隆的臆想，2000年在日本东京和名古屋Parco画廊的“超扁平”展览以及之后在美国的巡回展览都是对这个宣言的落地强化。这一系列展览并非传统的艺术展览，村上隆请了包括自己在内共十九位表现日本流行及次元文化的艺术家来充实这个展览。

这个在日本受到质疑的展览在美国境内居然赢得了无数年轻人的青睐，在巡回展第一站，洛杉矶美术馆（MOCA）的开幕式上，村上隆的发言竟然吸引了超过八千人的参与，以至于打破了该馆开幕会的参与人数纪录。

百年前，欧洲受到扁平化表现的日本浮世绘影响，大大改变了印象派艺术家的创作思维，百年后村上隆的“扁平化“再次在西方土地上获得肯定。

以卡通和漫画形象为主的展览从视觉呈现效果上看无疑是“扁平”的，但村上隆更想表达的正是在这种文化之下，大众对深度内容的摒弃已经使日本文化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而在他看来，这种“扁平化”也将影响全世界。

扁平化的太阳花正是村上隆作品里最知名的形象。这些去掉了传统绘画中体积概念的太阳花透露着一种直白的简单。哆啦A梦的形象也是如此，即便在近些年，有不少同人漫画将哆啦A梦画得越来越精致，也让“蓝胖子”，“大熊”和他的朋友们变得更具立体感，但让多数人印象深刻的依旧是儿时动画片里看似画得粗糙的形象。

想必村上隆的感受也是如此，于是，在他的“哆啦A梦”系列作品中，他在动画片扁平处理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再次升级，让他们以更“纸片”化的形象出现，为了强调这一点，他甚至对“大熊”某些细节进行了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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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卡通？

在“Superflat宣言”之后的三年，村上隆再次发表“宣言”，这次的宣言揭露了他为什么为看似幼稚的东西代言。“动漫的审美体验是独特的，它会打动你未泯的童心，激起你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无论是“太阳花”还是“眼睛”，再或者是“Mr.DOB”和”米老鼠“，全部都被村上隆”幼稚化“处理。他也曾毫不掩饰地表示，如果尝试画某种形象但达不到“幼稚，可爱”的特点，最终他会放弃这个题材。